颖建历44年，南北两大帝国集团的高层内部同时发生震荡。

作为受震荡影响的地区，汤郡作为工业城市，如今城区内的各种危机显而易见！

这几年来原本稳定的经济体系，以及靠着补丁维持运行的供应链...

乐贻把报纸摊在工棚的木桌上，用一块海盐压住四角。盐粒粗粝，在纸面留下细小的凹痕，像某种隐秘的批注。他掏出铅笔，在笔记本上画完第三个红圈后，指尖停顿片刻，忽然将铅笔倒过来，用橡皮头轻轻敲击桌面——嗒、嗒、嗒。这声音与远处潮水拍岸的节奏错开半拍，却意外地稳。

他不是在算账，是在校准心跳。

六月前阻停？听起来像一句少年气的豪言。可乐贻知道，这句话背后站着三百年前陶城暴雨夜中攥紧锄柄的农夫，站着一百二十年前汤郡码头上被推搡着签卖身契的学徒，站着五十年前东胜党清查户籍时蹲在祠堂门槛上默数族谱的老人。他们没读过《资本论》，却用脊背丈量过政策落地时每一寸碾过的土层厚度；他们不会写“结构性矛盾”，却在自家猪圈塌了第三回时，把新泥抹在墙缝里，一边抹一边说：“官家修路不补坑，咱自己补。”

乐贻合上笔记本，起身走到工棚外。夕阳正沉入陨海，水面浮起一层薄薄的金箔，又被风揉碎。他眯起眼，望向西北方——那里没有工厂，只有一条尚未铺完的碎石路，蜿蜒如一道未愈合的旧伤疤。路尽头，是乐家祖坟所在的山岗。坟前青石碑上刻着“乐氏先考讳忠公之墓”，底下一行小字：“殁于悠古历1327年，因瘟疫捐谷千斤，乡人立”。

捐谷千斤。不是千斗，不是千升，是千斤。当时一斤约等于六百克，千斤即六百公斤。一个靠晒盐为生的家族，哪来的六百公斤余粮？乐贻幼时问过老娘，白氏只用灶灰抹了把脸，说：“你太爷爷那年，把棺材本都换了米，说是‘饿死的狗不咬人，饿死的人会拆庙’。”

乐贻转身走回工棚，掀开角落一只蒙尘的陶瓮。瓮底压着一叠泛黄纸片，是乐家历代账册残页。他抽出最底下一张，纸已脆得不敢用力，边角还沾着干涸的墨迹与一点褐色霉斑。上面记着：“十三年冬，收徐氏女，银十五刀。附：白氏手书‘勿教识字，勿予针线，晨昏叩首’。”

他盯着“勿教识字”四字看了很久，忽然嗤笑一声，把纸翻过去。背面竟有另一行极淡的朱砂小字，几乎被岁月蚀尽，却是白氏亲笔：“瑶儿左耳后痣，形如雀羽——若见此痣者，持玉来换。”

乐贻手指一顿。徐瑶走时，他从未见过她耳后。那日清晨她跪在堂前磕头，发髻挽得严丝合缝，连后颈都裹在粗布衣领里。而白氏站在香案旁，手里攥着一把剪刀，刀尖始终朝下，未曾离手。

他慢慢卷起袖子，露出小臂内侧一道浅褐色旧疤——那是十二岁时被铁锚链刮伤的，当时血流如注，白氏却没包扎，只把他按在井台边，用冰凉井水一遍遍冲，直到伤口泛白。“疼就记住，”她说，“疼是活人的印戳，不是哭丧的锣。”

乐贻摸着那道疤，忽然明白了什么。

工厂要来，不是因为颖国突然想开发西部，而是因为东部已经烂透了。化肥厂囤积居奇，农药厂虚报损耗，钢铁厂把废渣掺进铁锭卖给军械司……这些事，汤郡太守坚争的父亲肯定清楚。可他知道又能怎样？去年冬，三十七名工人在炼钢炉爆炸中烧成焦炭，朝廷派来的钦差只待了两天，走时带走了二十箱“慰问金”，箱子底压着的是七份绝密报告的抄本——而其中一份，正静静躺在乐贻枕头底下，是宣冲集群用精神力频段加密后，借渔民运咸鱼的竹篓送来的。

乐贻掀开枕头，取出那张薄如蝉翼的金属箔纸。它遇光即显影，此刻正映出几行流动的文字：

【东胜党所谓“西迁工厂”，实为转移产能过剩与污染转嫁。首批落点含三类：磷肥厂（排砷）、电镀厂（排铬）、印染厂（排苯胺）。三厂废水经地下暗河汇入陨海，将导致贝类神经毒素富集，三年内沿海渔获死亡率超六成。另：磷肥厂选址距乐家祖坟直线距离一千一百二十三步，地下岩层含硫量超标，施工震动将引发坟茔塌陷。】

文字末尾，是一枚小小的星图烙印——北斗第七星“瑶光”的位置被特意标红。

乐贻把箔纸折好，塞回枕下。他走出工棚，爬上礁石高处，从怀里掏出一枚铜哨。这是徐瑶走前留下的，哨身刻着歪斜的“雀”字，哨口已被摩挲得发亮。他没吹，只是用拇指反复擦拭那个字，直到指腹发热。

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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