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炙热的骄阳已经将伪装网外的戈壁黄沙烤的出现了空间波动。

伪装网下并不算多么凉爽的阴影里，棒师傅已经弄出了拔凉拔凉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厨师长忙着喂人的时候，先一步吃饱的白师傅...

陶渊没说话，只是盯着那本摊开在长桌上的拍卖宣传册，指尖在泛黄纸页边缘缓缓摩挲。册子封皮是暗红色仿鳄鱼纹皮革，烫金标题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浅的凹痕，但内页印刷依旧清晰——德文、捷克文双语排版，每幅画作下方都标注着编号、尺寸、作者名、原藏地，以及一个用铅笔手写补注的数字：1942、1943、1944……全是战争最密集的年份。

“编号0727，伦勃朗《戴金盔的男人》局部习作，原藏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1942年11月23日由党卫军第七艺术搜查组登记入库，移交柏林‘元首计划’临时仓储点。”塔拉斯念完这一行，喉结上下滚了滚，声音压得极低，“老小，这画早该在1945年盟军轰炸柏林时烧成灰了。”

“可它没在这儿。”白芑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冷静得像手术刀划开冻肉，“我刚让鸽子绕着整栋楼飞了三圈。六层以下所有窗户都装有防爆夹胶玻璃，但四层那扇窗——就是我们最初盯上的那扇——里面百叶窗后墙面上，有两处新近修补的水泥接缝。宽度、弧度、颜色，和这玻璃房天花板上正在缓慢渗出冷凝水的两条横向裂缝，完全一致。”

陶渊没抬头，只把宣传册翻过一页。下一张是莫奈的《睡莲》，右下角用细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经UDBA技术科二次鉴定，确认为真迹。1968.8.15。”

他忽然笑了一下，不是高兴，而是某种齿根发酸的冷笑。

“UDBA？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列夫凑近看，眉头拧成疙瘩，“他们1968年还在帮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哪来的闲心给纳粹赃画做鉴定？”

“不是闲心。”锁匠蹲在玻璃房门口，用指甲刮了刮门框边缘一处几乎看不见的锈迹，“是交接。这整栋楼，连同隔壁那套复式公寓，1969年3月登记在同一个名字下——伊万·扎沃罗宁。苏联驻捷克文化参赞，1972年死于一场离奇车祸。报纸说刹车失灵，可他的车撞上的是市政厅外墙，方向盘却卡在右打满状态。”

索妮娅不知何时已摘掉假发，正用一把微型镊子从玻璃房门把手内侧夹起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银灰色金属碎屑。“不是铁，也不是不锈钢。”她将碎屑放进随身携带的便携光谱仪，“铬镍钛合金，含微量钴-60衰变产物。这东西……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苏联核工业部特供防护服扣件的标配材料。”

空气静了一瞬。连呼吸过滤器电机的嗡鸣都显得刺耳。

陶渊终于合上宣传册，转身走向最近的一只铁皮柜。柜门没锁，他伸手一推，铰链发出干涩的呻吟。里面层层叠叠码着画框，最上面一层用无酸纸包得严丝合缝，但纸角已有脆化发黄的迹象。他小心掀开一角——底下不是油画颜料的油润光泽，而是一层薄如蝉翼的锡箔，锡箔之下，赫然是整张未经装裱的亚麻布底子，布面绷得极紧，隐约透出背面用炭笔勾勒的草稿线条：一个戴宽檐帽的女人侧影，脖颈线条纤细得令人心颤。

“这不是伦勃朗。”虞娓娓的声音突然在耳麦里响起，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却异常笃定，“这是他晚期学生的作品。真迹在海牙，但摹本……1943年被盖世太保从鹿特丹一位犹太古董商地下室抄走，清单编号0727-A。你们看到的宣传册上写的‘习作’，其实是纳粹为规避国际追索，故意降级的术语。”

陶渊的手指顿住。

“娓娓姐怎么知道？”芭师傅的声音紧接着冒出来，背景音里还有煎锅滋啦作响的声响，“你刚起床就查资料？”

“不。”虞娓娓轻笑一声，耳机里传来纸张翻动的窸窣，“我昨晚睡前，刚好在看萨沙先生发来的电子档案。其中一份1967年捷克内政部密电抄本里提到，有人向布拉格大学艺术史系捐赠了一批‘战时遗存教学摹本’，捐赠人署名：伊万·扎沃罗宁。”

列夫猛地抬头：“所以那些画……根本不是纳粹抢来的？”

“是抢来的，但转手了。”塔拉斯接话，语气像在陈述天气，“1945年，党卫军‘阿尔卑斯堡垒’残部溃退至奥地利边境时，把部分无法带走的‘文化战利品’交给了当地UDBA前身组织——捷克抵抗军地下情报网。条件是：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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