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里人来人往，那六个红衣喇嘛一出现，周围旅客自动往两边退，倒不是怕，纯粹是这阵仗太扎眼。

而且藏传佛教一直都是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感，很多虔诚的佛教徒在看到这几个喇嘛的时候都已经跪下来双手合十。

喇嘛们对跪下的香客信徒回礼，这个大的阵仗也气场也无疑让我十分好奇，如果不是得了秦先生传承的道统，换做以前的我如果遇到这种存在也是又敬畏又好奇，甚至我爸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求这些喇嘛们能够救有生死劫......

“都想死？”我听见这三个字，喉头猛地一紧，像被人攥住了气管。

方怡脸色瞬间白了，她下意识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陷进我衬衫袖口里。

周德利没察觉我们的异样，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不是真想死，是觉得——活着比死更费力气。”

他放下杯子，指了指窗外那栋灰扑扑的住院楼：“您看那栋楼，五层以上，全是肿瘤和肾病透析的病人。每天早上六点，保洁阿姨推着车上来拖地，其中就有周玉兰。她拖完三层就喘得扶墙，可她擦镜子的时候，还对着玻璃笑一下，整一整鬓角散下来的头发。赵铁柱老两口住地下室，冬天零下八度，没暖气，靠烧蜂窝煤炉子。护士查房看见他老伴蹲在炉子边烘烤袜子，袜子上全是补丁，脚后跟裂开的口子结着血痂……可赵铁柱坐在床上叠纸鹤，一只一只，叠满了一铁皮饼干盒。他说，等攒够九百九十九只，就让老伴儿带他去趟西湖，他这辈子没坐过飞机，也没看过断桥残雪。”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小凯呢？前天我巡房，看见他坐在窗台边，把煎饼摊上用剩的糖稀，一点点抹在窗玻璃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太阳。护士问他画什么，他说‘妈妈说，太阳出来，病就跑了’。可那天外面下了整整三天雨，阴得连路灯都提前亮了。”

周德利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A4纸，推到我们面前：“这是他们仨最近三个月的心理评估报告——轻生倾向高危，但无自伤行为，无自杀计划，情绪稳定，配合治疗……很奇怪吧？明明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却还低头系鞋带。”

我盯着那张纸，手指不自觉地抠着桌面边缘。

方怡忽然开口：“他们没想死……他们是不敢死。”

空气凝了一瞬。

周德利抬眼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慢慢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密密麻麻全是铅笔写的字，不是医嘱，也不是记录，是一行行、一遍遍重复抄写的小楷：

“我不能倒。”

“女儿还没毕业。”

“秀英腰疼，不能让她背我。”

“小凯今天吃光了粥。”

“煎饼摊不能关。”

“会好的。”

最后三个字，被反复描了七遍，墨色深得几乎要刺破纸背。

我喉咙发干，掏出烟盒，手有点抖，点了两次才打着火。烟雾升起来时，我听见自己问：“他们现在在哪？”

“周玉兰回肿瘤医院继续做保洁了，她说‘化疗停一天，命就少一天’；赵铁柱还在透析中心登记排号，但今天轮不上他，他早上七点就来门口坐着等，怕错过；小凯……刚转去儿童医院新设的临终关怀病房，他妈陈芳的煎饼摊，搬到了儿童医院后门。”

方怡站起身，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什么：“林远，我们先去找小凯。”

我没应声，只把牛皮纸袋塞进外套内袋，起身时撞翻了椅子。周德利没拦，只望着门口，忽然道：“林先生，您信命吗？”

我脚步一顿。

他笑了笑：“我不信。可我信一件事——人心里要是还存着一点‘值得’，哪怕只有针尖那么大，那东西就杀不死他。”

儿童医院后门窄，一条三米宽的水泥路，两边是灰墙，墙根堆着废弃输液架和褪色的塑料凳。正午阳光斜劈下来，在墙上割出一道晃眼的金线。

煎饼摊就在这道光里。

一个女人正在摊面，动作极快，手腕一抖，面糊旋开成圆，鸡蛋打进去，竹蜻蜓般转三圈，葱花辣酱甜面酱依次落下，再裹上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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